林毅夫:大陆承载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梦想

“我小时候喜欢听收音机广播的演义,喜欢庙会里演的地方戏曲,我不自觉以故事中匡时济世的人物自许。高中后,兴趣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希望能效法前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尽一己之力。”

刚度过63岁生日,时光在林毅夫脸上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他的助理拿出一张他20年前的老照片,与现在对比,几乎没有变化。
11月2日,北京大学朗润园,眼前的林毅夫,还是标配的白衬衣、深色西装,和在公众面前惯常的微笑。
他是目前中国在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助理说,林老师讲100句话,其中99句关乎经济学。
他的言论和建议总是很有前瞻性,关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建设新农村等很多观点均早于政府政策,最后成为政策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他也是参与国家政策制定讨论最多的经济学家,领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核心成员,被称为“国之智囊”。
这次面对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林毅夫破例,没有“言必谈经济”。
他说出了这么多年自己身上的变化,他的家国情怀,和当年的初心。
2012年,林毅夫在北大毕业典礼上讲话。

两岸之间

游到对岸去,这关乎梦想

新京报:你刚过了63岁生日,在这个人生节点上回首从前的经历,你的初心是什么?
林毅夫: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的初心。我自小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知道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前面几代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复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不幸的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到我们这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用习主席的话讲,我们现在是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
新京报:把时间拉回到36年前,1979年5月16日,27岁的你在那个晚上做出一个抉择,从金门游到对岸大陆,当时出于什么考虑?
林毅夫:这与我的梦想和初心有关。
新京报:你认为在大陆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林毅夫:我从小比较喜欢看书、思考,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大陆,台湾发展好了,并不能带动整个大陆的发展,但我认为,大陆的发展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带动台湾的发展。我要是留在台湾的话,不能直接为这个目标做贡献,即使个人能有成就,也有违初心。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抱着篮球游过来的?当游过那片水域时,你脑海中想的是什么?
林毅夫:我就是空着手游过来的,没有抱着篮球,我从小就善于游泳,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澄清了一点,没人能抱着篮球在海里游泳,不信你试试看。在下水之前想过很多,但游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想,就是一心一意想游到对岸。
新京报:你怎么去理解两岸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系?
林毅夫:整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是所有中国人的复兴。两岸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两岸的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会为台湾同胞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国之智囊
“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
新京报:初到大陆时,会有很多不适应吗?
林毅夫: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难以抉择的是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我思考的是怎么真正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觉得我要对大陆做贡献的话,那我必须了解大陆的社会、体制,所以决定先读书。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读经济学?
林毅夫:因为大陆是社会主义体制,我就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京报:1994年,你提出“中国的奇迹”,2012年从世行回来,你提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在外界看来,你一直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乐观,这种乐观源自哪里?
林毅夫:我不是乐观而是客观的,因为大家都挺悲观的,我就相对乐观了。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客观分析来的。首先,我认为中国仍然有8%的增长潜力,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其次,我说的是增长潜力,最终能实现多高的发展,还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潜力是有的,能不能实现这个潜力,要看内外部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
新京报:你是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最多的经济学家,已被公认为国家战略蓝图背后的核心智囊,如何平衡学者和政府智囊的角色?
林毅夫:这两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研究的是现实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我一直研究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现象是什么,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把这个理解用严谨的语言写出来就是学术论文,用大家能懂的语言来写并加上改进意见,就是政策建议,对我来讲做的就是同一件事,无非就是用哪种语言来表述。
新京报:你“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令某些人把你看成“官方经济学家”,质疑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林毅夫:我其实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谈问题呀,谈问题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我很少去为政府解释、辩护,我经常是建议该怎么做,通常我的建议都早于政府的政策一两年或更长,包括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新农村建设、以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举措等,我不敢说政府是按照我的建议去做的,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基本不去解释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我只是去发现中国正遇到什么问题,并思考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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