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大陆承载了我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梦想

“我小时候喜欢听收音机广播的演义,喜欢庙会里演的地方戏曲,我不自觉以故事中匡时济世的人物自许。高中后,兴趣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希望能效法前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尽一己之力。”

世行感悟
世行给我的最大感悟是“反思”
新京报:2008年至2012年,你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你在世界银行主要做了什么?
林毅夫: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我引领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部,就是通过提供知识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选择,以发展经济,减少贫困。
新京报: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首度担任这一重要职位,你怎么看待它带来的意义和影响?
林毅夫: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这是“水涨船高”,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界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职位,这一职位自1944年世行成立以来一直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担任,我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此前,我一直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到了世行后,有一个更高的平台去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
新京报: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感悟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有共同的梦想,都希望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早日实现现代化,从而获得国际尊重。然而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世界银行和许多其他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摆脱不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扣除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6亿多贫困人口外,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新京报: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林毅夫:在我看来,思路决定出路,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导他们。他们长期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或者让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些实践大多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我希望推动理论创新,借鉴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总结出合适的路径,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新京报:你给世界银行留下些什么,又给中国带回来什么?
林毅夫:我留给世行最大的是反思吧。跟我一起工作的人,绝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推行的那一套主流理论在治理贫困上都收效甚微。我认为他们应该反思,经过60多年了,你为何不成功,失败在什么地方,为何少数国家和地区推行与主流经济政策相反的政策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推行主流经济政策的国家却失败了。
新京报:你本人在这种反思中,有什么收获吗?
林毅夫:我在这种反思过程中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的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想一个最大的一个是切入点不同,现有的理论体系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立足于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根据他自身有的条件,把现在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国家战略“南南学院”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参照
新京报:9月26日,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各国要根据自己的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它将落户由你担任名誉院长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中国国际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筹办该学院,你有何想法和规划?
林毅夫: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有相当大一部分责任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培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办成跟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一样。不管是哈佛还是牛津,它们都有很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项目,但是它们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参照系来设计培训课程。
新京报:按照规划,这个学院将会培养大量的国家发展人才,乃至政治领袖。那么我们办这个学院的特色在哪里?
林毅夫: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我们要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办出特色来,就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参考。这个理论要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参照,我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在往这方面努力,我也正在亲自参与这个学院的规划、筹备工作。
新京报:你认为有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模式”吗?
林毅夫:我并不主张“中国模式”,模式意味着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我更重视成功背后的道理,中国和其他少数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能取得成功,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般讲,理论的适用性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转型中国家的条件会比较接近,所以这个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参照意义就会比较大。
如果这一理论成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表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这也可以加强我们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林毅夫说,大陆承载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梦想。
“十三五”规划
中国经济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
新京报:现在,你已经是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的核心智囊,从“十五”规划开始,你已四度参与五年规划。与前三次相比,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悟?
林毅夫:在做“十五”规划时,我们还是一个低等收入国家,人均GDP没超过1000美元,“十三五”规划结束时,我们很有可能人均GDP迈过12561美元门坎,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很大的变化。
此外,“十三五”与“十五”两个时期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但也面临着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因素,需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各种要素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需要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增长方式,在增速方面,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打下好的基础。
新京报:“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怎么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林毅夫:首先必须保证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发展是第一要务,我国经济仍然有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我国仍有条件保持7%左右的增长。
新京报: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目前正处于前期过剩产能消化期、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转型阵痛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在技术更新,产业升级。进入经济新常态,面对的挑战是一方面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有一些产能过剩。
中国经济的确处在转型当中,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产业还处在中低端,可以向中高端升级,产业升级的空间还很大,在升级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上基础设施的改善空间,环境治理的投资,以及城镇化,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
新京报:中国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在你看来,当下中国,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林毅夫: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谈到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是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有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需要有效的市场,来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和进行资源的配置,但同时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提供对创新企业的外部性补偿和新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
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在转型、改革中,改革就牵涉到既得利益,有阻力就需要由政府推动改革。既得利益要给予一定的补偿,使其不成为改革的阻力,这必须有政府。在这个方面,不能保证政府做得都对,但不能因为政府做得不都对,就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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